副业的读音是什么，副业的副是什么意思？

#历史开讲#天宝年间（742-755年），刘晏成年，出任地方官。先"调夏县令（今山西夏县）"。到任后，廉洁奉公，不准手下人勒索，巡回乡里，安抚百姓，尽力扶持农业生产。对民宽惠，"未尝督赋而输无道期","颇有能名"。后来，再次参加科举考试，"举贤良方正"，补温县令（今属河南）。唐王朝此时正是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，"天子骄于佚乐，而用不知节，大抵用物之数，常过于所人。于是钱谷之臣，始事腹削。"大地主官僚和地方藩镇节度使等也"乘机逐利，四处侵暴"。刘晏身任县令。接触社会下层，体察民间疾苦，在自己管辖的境内，尽力保持按常赋征收，从不额外加赋。并为地方办了不少好事，"所至有惠利可纪，民皆刻石以传"。不久，"再迁侍御史","掌纠举百僚，推鞠狱讼"之事。

安史之乱发生以后，玄宗奔蜀，肃宗李享据西北兴兵抗击安禄山。河北、中原地带"残于大兵．。饥疫相仍"，百姓日夜盼望弭兵息乱，恢复安定。可是，玄宗的另一儿子永王李磷却乘机割据江表。东取金陵（今南京市），企图夺取皇位。其时刘晏避乱在襄阳（今襄樊市），属永王辖区之内。"永王琰署晏右职"，以高位召请刘晏。刘晏明白形势，不受诱惑，"固辞"不就。肃宗闻知此事，则重用刘晏，"诏拜度支郎中（唐度支司长官，主管财政收支预算）、兼侍御史，领江淮租庸事"。当时，北方遭受战乱，人口"十耗其九"，生产破坏，经济凋零。朝廷财政收人主要依靠江淮（江南东道、江南西道、淮南道）地区支撑。刘晏受命后坚守东南，召募百姓，"发义兵坚壁"在余杭（今杭州市）迎战永王，为保障江浙百姓的安全和经济生产作出了贡献。

肃宗至德二年（757年），刘晏被调任彭原（今甘肃宁县）太守，又徙陇、华二州刺史（今陕西陇县、华县）。这年唐军收复长安。乾元二年（759年），刘晏迁任河南尹。尹府在东都洛阳，当时尚被叛军史朝义占据。刘晏寄治长水。翌年（760年），调任京兆尹。刘晏一贯重视劝导农桑，发展生产。他说："王者爱人，不在赐予，当使之耕耘织紙。"让农民安心生产。在京兆尹任上，刘晏调查当地有蒿荒地可开垦，便奏请肃宗同意，在京兆府内大力组织开荒，令"其本户有能复业，请蠲免三年差科；如无复业者，请散给居人及客户"，让别人耕种，随例交纳官税。这对于战后招抚流亡，恢复生产，起了积极作用，促使这一地区耕种面积扩大，农业兴盛。

刘晏任京兆尹，"总大体不苛，号称职"。但是由于京兆府地处京师，情况复杂，刘晏在上层复杂的斗争中遇到漩涡。司农卿严庄获罪，刘晏遇事认真。严庄被开释后，诬刘晏"常矜其功怨上"，宰相萧华亦忌晏，刘晏因被贬为通州（今四川达县）刺史。半年后，宝应元年（762年），肃宗去世，儿子李豫即位。是为代宗。代宗器重刘晏，召回复任京兆尹。时计臣第五琦改革币制失败，贬官。刘晏受命继任为户部侍郎，兼御史中丞，领度支转运、盐铁、铸钱、租庸使。唐制：专使属中央特派，不受户部管辖。宝应二年（763年）正月，刘晏迁为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（副宰相）,"度支诸使如故"。四十八岁的刘晏，此时独立受任中央财政事务，正欲有所作为，又遇到第二次打击。这年十月，吐蕃人寇，陷京师。代宗奔陕州，刘晏随从。群情归咎于专制禁兵的宦官程元振，有人陷刘晏与程元振善，刘晏由是罢相赋闲，为太子宾客。广德二年（764年）三月，四十九岁的刘晏再度被重用，升为御史大夫，检校（代理）户部尚书，担任"河南、江淮以东转运使"，派往东南诸道宣慰，均节赋役，听便宜从事。刘晏真正着手理财从这时开始。

刘晏理财有一个鲜明的宗旨："其理财以爱民为先"，始终寓"廉"于理财治政之中，体现了"廉政"。本质上固然是"期极明主"，忠于地主阶级国家，然其在任不断地推行各种宽惠利民政策，革除时弊，改善诸种设施以协调封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，藉以安定人民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，因而受到称颂。其理财的政绩在发展农业生产、改革盐政、漕运等方面尤为突出的显露出来。

安史之乱给农业生产的创伤极大。"民物耗弊，天下用度不足。"社会危机逐步加深。刘晏这时亲眼看到"人不堪命，则去为盗贼。"肃宗在位末年，上元、宝应年间，浙皖一带袁晁、方清等起义反抗，"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。"刘晏总结这个教训，迁任户部侍郎，充领诸使职时，立即"罢无名之敛","通计天下经费，谨察州县灾害，蠲除赈救，不使流离死亡。"

刘晏特别强调赋税持平，反对横征暴敛，主张"常岁平敛之，荒年蠲救之，大率岁（大丰收年）增十之一。"通过"平敛"的方式调节赋税，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使社会矛盾稍有缓和，社会经济也稍有复苏。至大历十一年（776年）时，河南镇将李灵耀据汴叛乱，运路断绝。河南节帅"或不奉法，擅征赋，州郡益削"，州县上缴的赋税大大减少。刘晏则"以羡补乏，人不加调"。既保证国用，又不增加百姓的负担，体现了"平敛"的效验。

"平敛"解决一般性的矛盾，赈救解决特殊性的矛盾。刘晏理财，很重视农业上的各种灾情，而且重视赈救实际效果。他分析以往赈救的弊病，"吏下为奸，强得之多，弱得之少"，国家盲目赈救，"赈给少则不足以活人"，赈给多，"国用阙则复重敛矣"。于是改革旧规，推行新的赈救措施。

其一，灾前赈救。平时注意了解每个州县的生产情况，察看各地荒歉预兆。刘晏在地方上设立"巡院"，命诸道知院官"每旬月，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"，根据灾情制定救灾计划，如"某月须若干蠲免，某月须若干救助，蠲某物、贷某户","及期，晏不侯州县申请"，救灾方案已经下达。"应民之急，未尝失时。不待其困弊、流亡、饿浮然后赈之也。由是民得安其居业，户口著息。"也有人"讥晏不直赈救"，当时河中少尹陈谏公平地驳正曰："善治病者，不使至危惫；善救灾者，勿使至赈给。"予以中恳地肯定。

其二，以副救灾。灾罹之乡，粮食不足，其他方面特产和副业生产尚可开发。刘晏命令灾区加工当地土产"杂货","转运丰处"卖之；或由国家"以谷易杂货供官用"。国家"多出菽粟，恣之巢运，散人村闻"，贫穷受灾的农民"转相沾逮，自免阻饥"。这样既可以帮助灾区人民度过饥荒，恢复农业生产，活跃农村经济，又不增加国家开支，收到利国利民的效果。

其三，恢复"常平法"。刘晏借鉴汉宣帝时期耿寿昌的"常平法"，设"常平仓"，拨专款贮购谷物，"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"。这样，不仅使赈救灾荒具有可靠保证，还可利用"常平仓"作为后盾，向市场投入商品粮，借以调节和平衡市场粮价，以防"谷贱伤农","谷贵伤民"。

除此以外，刘晏还推行了一系列休养民力的政策措施，促进劳动生产力不断增长。"晏始为转运使，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，其季年乃三百余万。在晏所统则增，非晏所统则不增"。

两年后，永泰二年（766年），刘晏实授户部尚书，充"东都、河南、淮南、江南东西道、湖南、荆南、山南东道转动，常平、铸钱、盐铁等使"，京畿、关内、河东、剑南西道诸使则由户部侍郎第五琦担任。"至是天下财赋，始分理焉。"

这时期，盐政上存在的问题比较多。为了补充军国之用，第五琦"尽榷天下之盐"，实行食盐专卖。盐价由每斗十钱提高到每斗一百一十钱，官运官销，垄断盐市，禁止私商运销，"盗鬻者论以法"。这样一来，国家财政收人虽然增加，但弊端丛生。大批盐贩因此失业流亡；人民苦于盐贵，常至淡食；官运食盐又要征发大批民力，徭役负担加重，社会问题逐渐增多。

唐代的盐产区很广，从蓟北到岭南。沿海地区出产海盐（散盐），其中江淮地区出产量很大。河南、西北产池盐，西南地区产井盐，其中河东以及西北的池盐、山西道的井盐由户部度支直辖，河北、山东海盐被地方藩镇割占，东南海盐和山南东道井盐都归刘晏主管。刘晏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，"正盐官法"，对盐政进行了许多合理的改革。

首先，为"榷盐"松绑，把原来官府统购统销改为"民产"、"官统"、"商销"。在主要产盐区保留盐监制，设盐监官，主管制盐和集购。允许私人业盐，"遣吏晓导，倍于劝农"，鼓励盐民生产。生产的盐由盐监收购。刘晏在主要产区设置十监："嘉兴（属吴郡）、海陵（属扬州）、盐城（属楚州）、新亭、临平（属杭州）、兰亭（属越州）、永嘉（属温州）、大昌（属夔州）、侯官（属福州）、富都（今四川富顺）"，其中两个井盐，八个海盐，分布今浙、淮、闽地区。又在离产地不远的地区、交通方便之处，设置规模很大的堆栈性质的盐场，实为盐库，负责食盐的收纳、储存、中转和分销分运。当时"有涟水、湖州、越州、杭州四场"。盐监官"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，任其所之"，余盐转运盐场，由盐场继续发售，就场专卖。发售时，寓税于价，赋税、流通税均包含在盐价中。盐商从盐官那里贩盐后，自由运销，不受限制，严禁盐商直接向盐户偷运食盐。官府严格控制货源，把食盐变成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商品生产，形成盐户产、盐官管、盐商销的新式盐业经济体制。一大批流民复归盐业营生，变成盐户或盐商，有利于盐业兴盛。

接着，刘晏"奏罢州县率税，禁堰埭邀以利者"，削除损害盐商利益的地方盐税。保护了盐民的利益，促进盐业高产畅销，免除人民淡食之苦。

在边远地带，如江岭地区，离产盐地较远，商人往往就近避远，不肯远销。刘晏则在边远地区设置"常平盐","转官盐于被贮之，或商绝盐贵，则减价鬻之"，国家获取盐利，"而民不乏盐。"为了防止盐荒，刘晏从长计议，在"吴、越、扬、楚设置数千盐仓","积盐二百万余石"。哪里脱销，运往哪里。

盐业经济体制改革以后，刘晏又从内部整顿盐政。"但于出盐之地分置盐官","自余州县不复置盐官"，裁减了一大批多余的官吏。使盐务从"盐吏多则州县忧"的混乱中解脱出来，盐产量大幅度增加，人民也免受过多的盘剥，"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"。大历末年，盐利达六百万绢，天下之赋。盐利居半，比原来增加十倍多。刘晏一度罢相赋闲，盐政也一度失控，盐价急骤上升，达每斗钱三百七十，"民始怨矣"，与刘晏的盐政形成鲜明对比。

大历四年（769年），五十四岁的刘晏由户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，充诸使如故，仍与第五琦分领天下钱谷。第二年，第五琦卷人鱼朝恩党。鱼伏法，第五琦贬官，由韩混接任第五琦，形成了刘晏与韩混分地区主管财政的局面，直至大历末年，达十年之久。

刘晏在整顿盐务的同时，着手整顿漕运。唐代漕运一直存在着严重问题。京师长安是政治文化中心，自高宗以后，"功利繁兴"，人口增多，每年须从外地调粮百万余石。"江淮漕租米至东都含嘉仓"，然后或水运西至长安，或陆运西至陕州太原仓。水运，河有三门（北人门、中神门、南鬼门）底柱之险，多风波覆溺之患，其失尝十七八；陆运，从含嘉仓至太原仓，中间三百里，以车或驮，雇民中车以载，分八段，各相距四十里，接力运输，称"八递"。征发民夫数千，劳民伤财。安史之乱期间。洛阳被占，淮河被阻，这条运输线完全切断。京师得不到补充，"禁军乏食"，长安三辅地区人民不待谷熟，"乃挪穗以供之"，深"苦税人之重"。江淮粮帛只好溯长江、渡汉水，抵洋州（今陕西洋县），再陆运长安。斗米一千钱至一千四百钱。"月输旬送无有休息，吏因其苛，蚕食于人"，给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。广德二年（764年）二月，刘晏接手漕运，决心"以转运为己任"，改变现状。

刘晏首先亲自"按行"，调查漕运路线。他从长安出发，"驱马陕郊"，沿途察看河道，经"河阴，巩，洛","涉荣郊、浚泽，遥瞻淮甸，步步探讨","又浮于淮、泗，达于汴，人于河，西循底柱、硖石"，每到一处，"出人农里，止舍乡亭，先访便安"，详尽地考察沿途水势特点，自然环境，经济条件，人口状况，研究"利病之由"。最后选定江、汴、河、渭四水运输线，即自淮水、泅水、汴水入河，西指长安到渭桥。整顿这条水线可以得四利：一可调江、湖之米人长安，减轻长安地方人民的租税负担；二可治愈东都洛阳一带的战后创伤，引海陵（今江苏泰州）之仓的粮食供给巩、洛地区，"米运流通，则饥人皆附"，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；三可满足军食，增强国力；四可活跃商业经济，"舟车既通，商贾往来，百姓杂集"，有利于商业兴盛。

决策以后，刘晏直接组织民力，全线整修，疏浚。"见一水不通，愿荷锺而先往。"，身先士卒，加速工程进展，尽快"通漕"。浙西丹阳县有练湖（今丹阳湖）,"周四十里"，被一些大户"横截十四里，开渎泄水，取湖下地作田"，占为己有。湖水因泄放，不能保障漕运"官河"的流量，也不利于"侧近百姓引溉田苗"，同时，湖面因横截而缩小，"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"。附近常被水淹，"损三县百姓之地"。"稍遇亢阳，近湖田苗无水灌溉"，人民深受其害。刘晏调查实情以后，奏请下令，"分官吏主丹阳湖","勿使更令修筑"，夺田还湖以利民生。"自是河漕不涸"，国家漕运得以全线通畅，社会上"商旅往来免用牛牵"，附近农田也获水灌溉。

接着，刘晏把漕运管理改为"官运"。过去，漕运由各州县"富户"督办，称为"船头"。弊病多，运费贵。刘晏取消"船头"，由国家主办漕运，"以盐利为漕储"，从食盐价税中拨款解决漕运的运费。自江淮至渭桥，"率十万斛傭七千绢"，包括"造运船，教漕卒"，雇民力。"不发丁男，不劳郡县"，完全依靠佣金组织船工运卒，使社会劳力分配得到相对合理的调节，减少了农业生产因劳力不足的损盐户或盐商，有利于盐业兴盛。

接着，刘晏"奏罢州县率税，禁堰埭邀以利者"，削除损害盐商利益的地方盐税。保护了盐民的利益，促进盐业高产畅销，免除人民淡食之苦。

在边远地带，如江岭地区，离产盐地较远，商人往往就近避远，不肯远销。刘晏则在边远地区设置"常平盐","转官盐于被贮之，或商绝盐贵，则减价鬻之"，国家获取盐利，"而民不乏盐。"为了防止盐荒，刘晏从长计议，在"吴、越、扬、楚设置数千盐仓","积盐二百万余石"。哪里脱销，运往哪里。

盐业经济体制改革以后，刘晏又从内部整顿盐政。"但于出盐之地分置盐官","自余州县不复置盐官"，裁减了一大批多余的官吏。使盐务从"盐吏多则州县忧"的混乱中解脱出来，盐产量大幅度增加，人民也免受过多的盘剥，"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"。大历末年，盐利达六百万绢，天下之赋。盐利居半，比原来增加十倍多。刘晏一度罢相赋闲，盐政也一度失控，盐价急骤上升，达每斗钱三百七十，"民始怨矣"，与刘晏的盐政形成鲜明对比。

大历四年（769年），五十四岁的刘晏由户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，充诸使如故，仍与第五琦分领天下钱谷。第二年，第五琦卷人鱼朝恩党。鱼伏法，第五琦贬官，由韩混接任第五琦，形成了刘晏与韩混分地区主管财政的局面，直至大历末年，达十年之久。

刘晏在整顿盐务的同时，着手整顿漕运。唐代漕运一直存在着严重问题。京师长安是政治文化中心，自高宗以后，"功利繁兴"，人口增多，每年须从外地调粮百万余石。"江淮漕租米至东都含嘉仓"，然后或水运西至长安，或陆运西至陕州太原仓。水运，河有三门（北人门、中神门、南鬼门）底柱之险，多风波覆溺之患，其失尝十七八；陆运，从含嘉仓至太原仓，中间三百里，以车或驮，雇民中车以载，分八段，各相距四十里，接力运输，称"八递"。征发民夫数千，劳民伤财。安史之乱期间。洛阳被占，淮河被阻，这条运输线完全切断。京师得不到补充，"禁军乏食"，长安三辅地区人民不待谷熟，"乃挪穗以供之"，深"苦税人之重"。江淮粮帛只好溯长江、渡汉水，抵洋州（今陕西洋县），再陆运长安。斗米一千钱至一千四百钱。"月输旬送无有休息，吏因其苛，蚕食于人"，给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。广德二年（764年）二月，刘晏接手漕运，决心"以转运为己任"，改变现状。

刘晏首先亲自"按行"，调查漕运路线。他从长安出发，"驱马陕郊"，沿途察看河道，经"河阴，巩，洛","涉荣郊、浚泽，遥瞻淮甸，步步探讨","又浮于淮、泗，达于汴，人于河，西循底柱、硖石"，每到一处，"出人农里，止舍乡亭，先访便安"，详尽地考察沿途水势特点，自然环境，经济条件，人口状况，研究"利病之由"。最后选定江、汴、河、渭四水运输线，即自淮水、泅水、汴水入河，西指长安到渭桥。整顿这条水线可以得四利：一可调江、湖之米人长安，减轻长安地方人民的租税负担；二可治愈东都洛阳一带的战后创伤，引海陵（今江苏泰州）之仓的粮食供给巩、洛地区，"米运流通，则饥人皆附"，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；三可满足军食，增强国力；四可活跃商业经济，"舟车既通，商贾往来，百姓杂集"，有利于商业兴盛。

决策以后，刘晏直接组织民力，全线整修，疏浚。"见一水不通，愿荷锺而先往。"，身先士卒，加速工程进展，尽快"通漕"。浙西丹阳县有练湖（今丹阳湖）,"周四十里"，被一些大户"横截十四里，开渎泄水，取湖下地作田"，占为己有。湖水因泄放，不能保障漕运"官河"的流量，也不利于"侧近百姓引溉田苗"，同时，湖面因横截而缩小，"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"。附近常被水淹，"损三县百姓之地"。"稍遇亢阳，近湖田苗无水灌溉"，人民深受其害。刘晏调查实情以后，奏请下令，"分官吏主丹阳湖","勿使更令修筑"，夺田还湖以利民生。"自是河漕不涸"，国家漕运得以全线通畅，社会上"商旅往来免用牛牵"，附近农田也获水灌溉。

接着，刘晏把漕运管理改为"官运"。过去，漕运由各州县"富户"督办，称为"船头"。弊病多，运费贵。刘晏取消"船头"，由国家主办漕运，"以盐利为漕储"，从食盐价税中拨款解决漕运的运费。自江淮至渭桥，"率十万斛傭七千绢"，包括"造运船，教漕卒"，雇民力。"不发丁男，不劳郡县"，完全依靠佣金组织船工运卒，使社会劳力分配得到相对合理的调节，减少了农业生产因劳力不足的损失。尽管这些佣金主要来自盐利，其中包含了很重的经济剥削，但是食盐的人毕竟包括全社会各个阶层，这就多少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。漕运船工也有了积极性，对国家来说，也有利于提高运输效率。

在运输方法上，刘晏根据江、汴、河、渭四水特性不同，分别在扬州、河阴、渭口建造粮仓。分段水运。江船到达扬州，汴船到达河阴，河船达渭口，渭口达太仓。训练熟悉本段水性的船工，未十年，"人人习河险"，大大减少了运输事故。漕运靠船，刘晏在扬子县（今江苏仪征）建十个船场。根据不同的河段，建造不同型号的船只。从扬州到河阴，建造"歇麓支江船"，轻便快速；三门水险，"古无门匠墓"（指三门峡船工，船翻人溺，死无葬身之地）包含了船民们的辛酸血泪史。刘晏以人命为重，确保安全运输，建造坚固特制大船。船队过三门时，十船一纲，每纲三百五十人，三十人背纤，五人撑篙，稳妥地通过峡险。大大提高运输能力，减少运输损失。"每年运输达一百一十万斛。无升斗溺者"。通漕以后，第一批米粮船达长安，军民欢呼雀跃。长安食盐不足，刘晏从扬州运三万斛，四十天即到，"人以为神"，即时地解决了京城人民食盐困难。

在漕运中，刘晏很注意节省。过去，运粮装卸，都是散装进舱，起运十分费力，损耗亦大。刘晏创"囊米而载以舟"，即装包进舱，省钱十五（一半）。大大降低损耗，也便于装卸。如此虽属细枝末节，却使运输费用大大节省。效益显著提高。

理财，不能忽视信息，各地经济发展的状况、趋势，必须即时了解。刘晏运用已有的"驿传"（邮递），稍加改造，建立经济情报网。原先各州县的邮递由当地"富户"包办，他们"主邮递，谓之'捉驿"，不甚得力。刘晏改为"官邮","吏主驿事"，通过地方上设立的"巡院","以厚直募善走者"，作为邮递情报人员，传递经济信息，了解"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"。刘晏在淮北地区设立十三个巡院，"置递相望，规望四方物价。虽远方，不数日即知"。有时，刘晏亲自出巡，"自按租庸然后知州县钱谷利病虚实"。通过准确的情报，掌握各地商业信息，可以在转运、赈救、榷盐、税收和铸钱等各种重要经济活动中，作为切合实际的决策，"是能权万物轻重，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"，减少人民负担，安定社会。刘晏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创设经济情报网，运用信息理财的专家。例如在漕运租税物时，有些地区租税物转运至京师，花销运费太多，得不偿失。特别是"湖娇荒险处，所出货皆贱弱，不偿所转"，刘晏通过情报推知实情，则把这些租税物"悉储准、楚间，贸铜易薪"，就地铸币，"岁铸钱十万"，再转运长安或其他地方。节省了转运，减轻了社会负担。大历八年（773年），关内丰收，京师粮食充足，刘晏灵活决定"减漕十万石"，把东南地区征调的粮食就地出售，"和伞以优农"，既节省了漕运费用，又直接有利于江南人民。相反地对当地丰产而又为朝廷所急需的物品，则就当地所出而征之以代租税，减少国家采购的消耗。如江南、岭南的山林湖泽地区，所产铜器、漆器、纸、竹、绫、锦等则就当地而征之以充租税。又如国家急需军用时，刘晏曾命令盐商"纳绢以代盐利","每绢加钱二百，以俸将士春服"，既保护了盐商的利益，又解决了国用。

刘晏的一整套理财措施是成功的。其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合理的措施，还必须有清明的吏治。所以刘晏在理财中十分注意选贤任能，他认为"办集众务，在于得人，故必择通敏、精悍、廉勤之士而用之"。刘晏刚接手主持财政时，正遇国家"经费不充，停天下摄官"，暂缓增加官员，而刘晏却即时地把一些有学识、有才干、品行廉正的人，选为理财官，"积数百人，皆新进锐敏、尽当时之选"。刘晏因而以知人善任闻名，转迁吏部，负责三铨选事。

刘晏主持选事时，注意量才录用，积极选拔年轻、精悍、廉勤的人。"凡所任用，多收后进有能干者"，并给以优厚待遇。平时注意考核政绩，"推处最殿分明，下皆慑伏","是以人人劝职","虽远在数千里之外，奉教令如在眼前。"在选拔理财官时，他按出身把官员分为"士"和"吏"两类。他认为"士","名重于利，故士多清修"，较能廉洁奉公。"吏"长期为幕僚，谙熟政道，习惯于敷衍了事，贪赃纳贿，"利重于名"，不适宜掌管钱财。因而在任用时，财政出纳方面，"必委之士类"，吏掌文书，起草、收发、筹策等。"分置诸道租庸使，慎简台阁之士专之"，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弊窦。

刘晏一方面选贤任能，一方面反对冗官，认为"官多则民扰"，在整顿吏治时，裁减了一大批多余的官员。有时，刘晏也回避不了各种亲朋故旧的请托，安排一些通过关系介绍来的人，但不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。"其所领要务，必尽一时之选"。刘晏受贬之后，由他选拔的人，"继掌财赋"，循其法，政绩斐然。